文|本刊記者 張娜
每年兩會，政協委員的發言都會被裝訂成小冊子。在今年匯編的第三十五冊，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民進山西省委主委衛小春的發言被排在了第一頁。
“這是我第一次上全國政協大會主席臺發言。”衛小春委員對《能源》雜志記者說。
衛小春，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本職工作為骨科醫生的衛小春說，作為山西的代表，他是代表山西省提出的這個提案，“全國兩會前的山西省政協大會上，專門研究《礦產資源法》的省政協委員王繼軍提出了這個提案，我聽后感觸很深，山西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但立法要由國家主導，所以經過修改我把這份提案帶上了全國兩會。”
與衛小春的情況相似，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會主任阿什老軌也帶來了一份長達10頁的提案，他以當地的現狀揭示出資源型經濟帶來的資源環境的沉重代價。這不禁讓人想起去年在陜西開拍的數字電影《以環保名義》。
一份最長的提案
《盡快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阿什老軌委員的提案題目，而這個提案足足有10頁。
阿什老軌所在的涼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轄17個縣(市)，境內居住著彝、漢、藏、回、蒙等十多個世居民族，其中彝族占總人口的47%，是我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
這里有兩大資源，水能資源和礦產資源。涼山州水能儲量占全國的15%，境內水力資源經濟可開發量達6166萬千瓦時，全州平均每平方公里可開發電量337萬千瓦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8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水電王國”。礦產資源也是得天獨厚，涼山州是少有的水電和礦產都豐富的地區，更是“西電東送”的重要基地。
提案中，《能源》雜志記者注意到，阿什老軌委員多處用到“曾經”二字，比如，“涼山‘曾經’是我國重要林區”。
時過境遷，作為國家重要能源基地的涼山采取了梯度推進式的非平衡發展戰略，以低廉的能源價格對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給予了巨大的能源、資源支持。
“而如今的涼山茂密的森林已經不在，植被嚴重破壞，水土流失面積已達295萬平方公里，占全州總面積的49%。年年在治理卻年年在流失，許多地方甚至出現當年治理的面積還比不上當年水土流失擴大的面積。水土流失造成大量泥沙淤塞河流、水庫，造成江河水患、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阿什老軌的敘述客觀而平靜。
在涼山還有這樣一種現象，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一些東部污染企業在招商引資的旗號下乘機大量涌入，資源的深層綜合循環利用程度非常低，其礦產資源總回收率不到30%，一些小型礦山資源回收率則更低，只有10%—15%。相比之下，美國的利用率已將近50%。
如今的涼山很多礦產資源已面臨枯竭。
“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盡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這條提案，阿什老軌從涼山帶到了北京。
在當地政協委員的共同努力下，阿什老軌帶來了完善機制提議：一是實行資源開發企業在資源開發地就地注冊、就地核算、就地納稅政策。構架制定相關的稅法法規補充規定，此舉意在增加開發地的財政收入。二是實行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對此前已經無償占有屬于國家探明的探礦權、采礦權企業進行全面清理，改變目前新企業新政策，老企業沒人管的“雙軌制”。三是制定資源補償政策。資源開發地項目主必須對資源輸出地給予資源補償，補償標準不能太低。四是制定跨地區的資源項目稅收解交分配的統一政策。五是授予各級政府對當地資源開發一定的處置權。六是改革資源稅征收辦法，提高稅收標準，并改革計稅依據，將資源由量計征收改為量計、價計征收，將資源價格作為計稅的一個重要依據。
一批正在塌陷的城市
如果說通過這份提案讓更多人了解了涼山州的現狀，那么，對資源大省山西，大家則并不陌生。
“山西地勢下沉、荒漠化很嚴重。”中國礦業(0.285,-0.00,-1.72%)聯合會調查研究部主任盧業授接受《能源》雜志記者采訪時說。
經過短短幾十年的發展，中國資源型城市逐漸受到資源枯竭的威脅，隨著資源的枯竭，生態環境惡化，耕地退化、鹽堿化和沙化，水資源需求告急等問題也接踵而至。
2008年3月17日確定了國家首批資源枯竭城市，共有12個城市被列入。2009年3月，國務院確定了第二批32個資源枯竭城市。其中就包括山西省的孝義市。
一座座城市面臨地勢塌陷，或者在煤炭采空之后已經開始在塌陷。
塌陷區并非山西一家獨享，山東、內蒙古、陜西等一些地區也逐漸出現。
在山東曲阜的農村，有很多用煤渣墊起來的小路，路面上低洼處有很多積水。“我去曲阜農村，在路上看到一個像碉堡的建筑物，爸爸告訴我，那是水塔，這個水塔所在的位置是原來那個村莊的村委會。”一個名叫卿卿的山東女孩回憶著她曾經看到的一幕。
卿卿說，她的眼前除了小樹，還是小樹。爸爸告訴她說，因為這些地方都是“塌陷區”，村民們不能在那里住了，礦區附近的三四個村莊都已經整體搬遷。塌下去的地方，存積了水，一些村民就在這大大小小的塌陷區里養魚，供給一些城里人休閑娛樂。
聽起來像是一個凄美的故事，但，這的確是事實。
山西代表帶到兩會上的資料顯示，經過測算，山西地方煤礦采煤塌陷區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涉及受災戶約50余萬戶，受災人口超過160萬。
中國的資源型城市，為了扭轉資源漸趨枯竭，減少資源開采收益下降對城市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改變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使資源型城市擺脫“資源富城興、資源竭城衰”的困擾，進行經濟轉型是必要的。
為此，兩會上，山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專門組織了一份《山西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需爭取國家支持的有關建議》的提案。
提案中提到：2009年，山西將進一步征好、管好、用好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基金，盡快建成一批符合要求的重點項目；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建立健全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快生態建設和重點區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大力推進實施“2+10”生態海景綜合治理重點工程，著力推動實施黃土高原綜合治理工程；繼續實施林業生態和造林綠化工程。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資源性城市的經濟轉型已經成為山西的最好出路。”盧業授對《能源》雜志記者說。
“應該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因為廢石、廢渣可以充分加以利用，比如煤矸石做磚，做肥料，都是有利的條件，要充分利用二次資源。”盧業授說，“山西已經有幾個市被列入了資源性城市經濟轉型的名單，可以繼續走這種模式。”
其實，早在2007年11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六部委局就聯合將山西確定為循環經濟試點省。但一直是試點，今年兩會，山西省提出建議國務院盡快審批《山西省循環經濟發展總體規劃》。
“這也不失為一種探索能源大省發展循環經濟的創新模式。”盧業授說。
一部正在修改的法律
“《礦產資源法》二次修改案我們部里正在研究，打算近期提交國務院法制辦。”盧業授說，《礦產資源法》必須要修改，已經頒布了23年，修正案也頒布了10年有余。
衛小春委員論述說，我國憲法規定，礦產資源歸國家所有。但《礦產資源法》只明確“國家實行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的制度”，沒有將礦產資源本身確定為有價值的商品，致使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形同虛設。礦主采挖礦產資源，向政府繳納一定稅費后，銷售的所有收入均歸自己所有，沒有體現國家所有權中的收益權。而且，礦主通過有償取得的只是探礦和采礦的使用權，沒有有償取得礦產資源的占有權，礦主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不密切。因此，不少礦主特別是小礦主“能挖一天算一天”，為了多挖一天，就四處尋找“保護傘”，很少把巨額收入用于安全生產、改善勞資關系、改善生態環境等方面。
他建議，必須要用法律來明確礦產資源所有權人的義務，維護國家資源所有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針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可能造成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應明確礦產資源所有權人應當履行的保護環境和礦產資源、安全生產等義務及其應達到的標準，并作出在技術上能夠量化、在監督中便于操作的具體規定。可借鑒英美等國的做法，以標準合同的形式在礦產資源所有權上設定政府的環境保護、污染治理和節約資源的權利，并規定隨礦產資源所有權的轉讓一并轉讓給下一個受讓人，減少礦產資源所有權人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進行逆向選擇的動機，控制道德風險和礦產資源開發的負面效應，使礦產資源所有權成為“綠色物權”，確保“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得到落實。
由此可見，一部完善的法案顯得尤為重要。
為了這個提案，與衛小春一起調研的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王繼軍幾年前就開始研究《礦產資源法》，并做了一篇長達近萬字的論文。
王繼軍說：“山西建國以來累計輸出煤炭70多億噸，當前面臨八大問題：礦難、私采亂挖、環境生態惡化、勞資關系緊張、干部入股腐敗、稅收流失、汽車超載路橋損毀、煤老板高消費。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礦產資源的無權屬性定位錯誤，這一制度，沒有將礦產資源本身確定為有價值的商品，沒有將礦產資源確定為法律關系的客體；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形同虛設，礦主的使用權與礦主的長遠利益沒有關系。”
“礦產資源是具有價格的物，具有商品屬性，存在所有權、使用權和流通性，因而，必須構建和完善我國礦產資源有償取得制度。”王繼軍給《能源》雜志記者提供的論文中建議，要對礦產資源本身的權屬做出確定，明確礦產資源的財產屬性和產權特征，使礦產資源能夠根據其內在價格自由出讓和轉讓，從而建立礦產資源運行的市場機制，實現由資源管理型向資產管理型制度的轉變；要用礦產資源有償出讓替代探礦權和采礦權有償使用權，在法律制度中形成礦產資源有償取得，采礦權通過申請審查取得；要制定與世界通行的礦產資源所有權流轉和取得標準；要明確礦產資源所有權人的義務，維護國家資源所有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